在延安的历史记忆中,有一个名字十分特别——“洛杉矶托儿所”。

从名称来看,它似乎与美国洛杉矶有着直接联系。那么,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所托儿机构？这背后,是一段跨越大洋的特殊历史往事。

故事始于1940年春天。当时,为了让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能够安心作战,有关方面在距离杨家岭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设立了“中央托儿所”。

托儿所承担着特殊的照护任务。这里的孩子中,有烈士子女,也有父母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儿童。对于许多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革命家庭而言,托儿所不仅提供日常生活照料,也成为孩子们在战争年代成长的重要依托。

1942年,中央托儿所的规模已经明显扩大,从最初的6间窑洞增加到20多间,入托儿童也达到几十人。然而,随着封锁加剧,延安的物资供应面临严峻困难,托儿所同样进入了物资紧缺的时期。
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远在香港的宋庆龄通过“保卫中国同盟”等渠道,联络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,为延安的儿童募集援助物资。

这些物资需要穿越当时复杂的交通和封锁环境,经过多次转运后才能抵达延安。最终送到中央托儿所的物资中,包括衣物、被褥、代乳粉、疫苗、鱼肝油等儿童用品,还有一台用于测量孩子身高和体重的大磅秤。

对于物资匮乏的战时延安来说,这些援助不仅解决了孩子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,也传递出来自海外的关心与支持。

延安与洛杉矶相隔万里,身处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,但这批跨越大洋而来的物资,让两地之间建立起一段特殊的联系。为了表达对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感谢,“中央托儿所”后来更名为“洛杉矶托儿所”。

这所托儿所也见证了许多特殊人物和历史片段。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曾在这里生活。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时,左太北还不到2岁,在保育人员的照料下逐渐成长,直到6岁才离开托儿所。

在战争环境中,托儿所不仅要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,还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。1940年代后期,随着战事发展,托儿所开始带着孩子们进行转移。

撤离过程中,人员需要面对飞机轰炸、敌军追击等风险,物资运输条件也十分有限。护理人员带着孩子们一路转移,通过人背马驮等方式继续前行。1949年,托儿所最终抵达北京,参加转移的96名孩子全部安全到达。

这段历史中,还有一位美国护士留下了特殊印记。玛格丽特·斯坦利曾是国际公谊服务总队援华医疗小组成员,1946年起参与在华战地救护工作。她曾与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留下珍贵合影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斯坦利仍曾多次来华访问和工作,并长期关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。1987年,她根据多年走访和调研完成了《1949年之前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外国人》,这份后来被称为“斯坦利名单”的文献,也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相关历史提供了资料线索。

随着时代变迁,洛杉矶托儿所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照片中。1993年,“洛杉矶托儿所”在延安恢复,并更名为“延安洛杉矶保育院”。

如今,保育院依然承担着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。2026年9月,在延安新区长征路校区,孩子们正常入托、上课和参加课间活动。昔日战火中的托儿机构,已经成为今天儿童成长的一处温暖空间。

从1940年的中央托儿所,到后来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,再到今天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,名称的变化记录着时代的变迁,也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。

一座托儿所,连接着战争年代的延安与大洋彼岸的洛杉矶。那些曾经跨越封锁线抵达延安的物资,以及参与援助和交流的人们,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中值得铭记的片段。